１８９４年至１９２４年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最全面、最深刻、最剧烈的转型时期。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，试图展示这一历史片段，参与其间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川人的身影。孙中山在《祭蜀中死难诸义士》中盛赞“泱泱岷江，峨峨蜀山，惟蜀有才，奇魂磊落”———

　　１８９４年早春的一个中午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站在离万县不远的多层宝塔面前，精明的船老大穿上最好的衣服同他一起上岸。万县人对未穿中国服装的外国人并不友好，停泊船只周围闲逛的人一边跑向他，一边大叫：“洋鬼子！洋鬼子！”这很可能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个西方记者，但绝不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个西方人。早在明末清初，西方传教士就来了，到清末更多。他们给我们的先人带来不安与骚动；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，让这些皇朝的子民朦胧的感到：这普天之下并非都是王土，八荒之中也不全是王臣。

　　四年之后的夏天，四川人刘光第和老乡杨锐一起被赏四品卿衔，任命为军机章京行走，参预新政，同谭嗣同、林旭一起批览处理各地“广开言路”后关于时务的大量上书，代光绪草拟种种维新诏谕。时称“军机四卿”。维新失败，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康广仁、杨深秀等６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此后的百余年中“戊戌变法”屡屡被人提起，不断被“纪念”，足见这一历史事件并未完全成为“历史”，而一直和这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关联。四川先贤与有荣焉！

　　遥想当年，身处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一批接受“西学”的知识分子提出“变法”主张，逐渐形成一股维新变革的思想潮流。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始于１８７５年张之洞创尊经书院。后来不少著名人物如宋育仁、廖平、吴玉章、蒲殿俊等皆出其间。“公车上书”，四川有７１名举人签名，他们回川后，迅速将维新变法思想传到各地，保国会成立，在京的川人有１４人参加。其后，１９０３年５月，巴县人邹容撰写的《革命军》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。鲁迅在《杂忆》一文中曾说：“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，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，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。倘说影响，则别的千言万语，大概都抵不过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《革命军》。”１９０５年８月，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。四川留学生共１２７人参加。

　　早在１８９１年，宋育仁就作《时务论》，提出发展民族工业，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，政治上则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，提出“君民共治”主张。他的书在士大夫和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。次年秋天，宋育仁上书恭亲王，力主发展本国工商实业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资本输出，并要求执政者开放新闻，发展教育，开通风气，培养和选拔人才，“求强致治”。宋育仁曾参与创建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“强学会”，１８９６年回川后，与退职官吏潘祖荫等成立“蜀学会”，创办了四川最早的报纸《渝报》，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，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，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议。１８９７年，宋育仁到成都，兼长尊经书院，并与吴之英等创办《蜀学报》，印行《蜀学丛书》，介绍英国议会章程、西方工商业法规、西方教育制度。翻印《天演论》、《原富》、《法意》等书，宋育仁还亲自为《法意》作注，写出《法意钞案》。在此影响下，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学校，如成都开办“中西学堂”，江津创办“西文学堂”、“算学堂”，遂宁创办“经济学堂”，蓬溪设“崇实学堂”等。

　　此后，辛丑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面对反抗怒潮，不得已于１９０１年发布“变法”上谕，表示要改革“治法”谋求“富强”。宋育仁，也上书提出改革财政和改革教育的建议。１９０９年，清廷令各省成立咨议局，蒲殿俊因久享盛名，又通晓新政，为川人推崇，出席是年９月１日召开的四川咨议局会议，由全体出席议员一致票选为咨议局议长。咨议局是晚清迫于内外形势，表示准备立宪的姿态而设置的，并不拥有西方各国正式议会的权力。但蒲殿俊和当选的大部分议员却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，他们运用议员的权力，利用咨议局会议作讲坛，纠弹不法贪官污吏，揭露指斥各种弊政时病，与当时的四川总督及其下属的官吏作了一系列的斗争，并取得了一定成功，因而受到四川人民的支持和称赞。蒲殿俊在任咨议局议长期间，咨议局为川民主办了以下事情：纠弹不法官吏，如崇庆县知州张溥、安岳县知县勒派非刑等案；力争审查省财政预算的权力，以对财政收支进行监督；与督署官厅会议，与官府的压力作斗争；１９０９年创办《蜀报》，定为咨议局的机关报，蒲任社长。揭发官吏贪赃枉法，大力鼓吹提倡民权，促进立宪。在维新思想的启蒙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，成渝两地，一大批民族企业脱颖而出。１９０３年７月１１日，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自办川汉铁路。１９０４年初，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。１９０７年改为“商办”，１９０９年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。川汉铁路不借外债，不招外股。其股本来源主要靠“抽租之股”，亦称“租股”。抽租的办法，一般是随粮征收，值百抽三，带有强制性。这样，全川人民，无论贫富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。但清政府为了渡过财政难关，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。

　　１９１１年５月９日，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，并与英、法、美、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，将粤汉、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。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，激起全国公愤。保路风潮首先在湖南兴起，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。６月１７日，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，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，拚死“破约保路”。接着，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，风潮播及全川，声势越来越大。四川保路风潮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。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“文明争路”的范围内，要人们只求争路，不反官府，不打教堂，更不得聚众暴动。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风潮的领导权，但他们执行“借保路之名，行革命之实”的策略，暗中联络会党，准备武装起义。清政府严令四川总督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。９月７日，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、罗纶、邓孝可、张澜等人，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民众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成都血案”。这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。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，围攻成都。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，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。９月２８日，同盟会员吴玉章、王天杰等领导荣县独立，“首义实先天下”，１０月１０日，武昌起义成功，各省相继宣布独立。１１月２２日，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，成立蜀军政府。川东南５７州县相继宣布独立，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。１１月２７日，入川鄂军在资州（今资中）起义，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，通电响应武昌起义。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，被迫释放蒲、罗等人，并与立宪派签订《四川独立条约》３０条。１１月２７日，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，由蒲殿俊任都督、朱庆澜任副都督。１２月８日，成都发生兵变，蒲、朱仓皇避去。军政府陆军部长、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，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，由尹昌衡、罗纶分任正副都督。１２月２２日，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，将其枭首示众。至此，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，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。重庆、成都先后独立，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。为了统一军令政令，防止旧势力复辟，双方开始合并谈判，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７日签订《合并草约》１１条，旋经双方盖印生效。３月１１日，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、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，报告全川从兹统一。

　　四川保路风潮和同志军大起义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：“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，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。”并慨然赋诗称：“惟蜀有才，奇魂磊落”、“四亿兆众，同兹歆羡”。此后，在“讨袁护国”、北伐革命的浪潮中，我四川乡贤一仆百作，创出新的伟绩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数，但蜀水巴山将永记忠魂。